摘要：中国古时候拥有辉煌的经济思想，可持续进步思想是其要紧组成部分，反映了对经济、社会健康进步的好愿望与积极追求。当代，可持续进步已成为维系人类存活的渠道，大家有必要对古时候这种宝贵思想进行回顾与剖析，以为当代提供有力的借鉴。

关键字：古时候可持续进步思想 演进借鉴



人类文明的经历便是人与自然协调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便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破坏的冲突史。经济学最佳的状况便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机制与生态机制的和谐。然而，文明的经历总是忽视了把握人与自然的结构，历史深处的忧虑被现实证明之后，大家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当大家重新扫视中国兴衰的历史坐标时，会明确地发现，中国古时候可持续进步思想与当代倡导的可持续进步内涵是殊途同归的。

（一）

可持续进步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历程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00年经历。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而大家的祖先非常早就萌生了持续进步的思想，刚开始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大家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 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可持续进步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程度，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借助和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漫长的演进，大家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进步为自觉的明确的阶段。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它承认了经济进步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能否认性，但倡导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借助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倡导“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防止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应求购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进步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先秦这种永续进步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时候生态环境保护最健全的论述。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进步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觉得如此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变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唐宋时期很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大家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看法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进步总是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借助（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防止的。但，理性的人类应该掌握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探寻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由于生态的退化总是是不可逆的。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假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年代讲，风险性还可以忽视，那样，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导致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导致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方位缩减，则是毁灭性的。特别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这同时导致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很多河道曾有些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很难弥补的生态债务。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剖析指出，开垦山地导致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这类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很多区域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大家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时候可持续进步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年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的道路有本质不同。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要紧的思想流派。

（二）

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要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进步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达成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进步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时候可持续进步思想一个要紧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率问题，怎么样合理配置资源和提升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所有年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 而农业资源包含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点。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少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原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时候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倡导人口增加，《诗经·国风》很多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要紧。期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剖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倡导“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率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率是不是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 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觉得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好友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需要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的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借助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子挤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好友口，估量人力进步生产，因为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法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入支出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拟定与推行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觉得，争与不争，重点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率，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因为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将来历代统治者，特别是王朝打造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断，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地区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点，作为买家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剖析具体，是古时候可持续进步思想的高峰，他剖析了人口数目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大家可以将它归为一点：人口数目的增大，对资源借助不可以超越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不然，便失去了持续进步的基础，这正是古时候持续进步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需要把进步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三）

影响经济可持续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外部负效应。经济活动波及经济体以外时，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而大家讲的外部负效应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本钱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限制下，中国古时候在经济进步，社会进步的同时，导致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主如果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降低，历朝历代为知道决外部负效应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和和尝试，在今天仍有要紧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渠道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政税收，使导致外部不经济者承担社会本钱。这里的税收，中国古时候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征收山泽园林税（像目前的资源税）。征收山泽园林税（不同朝代称法不同），其目的固然是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效应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获得资源，本身需要付出本钱。很多资源，其本钱和价格非常难确定。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一种资源，但因为不可能通过市场买卖得到，只可以用另一种办法计量其价格，就是为得到这种资源需要支出的成本。如体力、财力的支出，迁居成本，获得户籍的成本，对中国古时候居民而言，为得到资源，有时还要买通官府，打通环节，并承担种种税收。据《周礼》载，西周时便有了山泽税的征收，将来又有了矿税、盐税等很多类型。同时，也加大了法律的健全和推行。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一样的内容。《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是国内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反映了依法保障持续进步的思想，“春2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北宋甚至以皇帝下诏的方法重申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类似的规定是不少的，因此过度开采和借助资源，有时也要承担受罚、被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能够帮助减少外部负效应。

遗憾的是，古时候官府开征的山泽园林税范围较窄。很多资源虽为国有，但用权下放民间时，界定并不明晰。大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考虑自己行为对别人的外部影响。加之实行时官吏的扭曲、破坏，总是导致民不聊生，事与愿违。法律的实行，又遭到王朝更替的限制。生态环境在“禁”与“弛禁”中不断遭到掠夺，而且官府在力图使外部不经济减弱时，假如不从自己做起，并持续下去，则没办法达到预期有哪些用途。历史上不断发生“蜀山兀，阿房出”之类事件，有关的政策也未能有效推行。历史的教训对当代中国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渠道之二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而民众保护意识又不强的资源加大国家的垄断。民间分散的开采，不只导致资源用的低效率，而且极易导致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自然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管仲年代之前便有了此类规定。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设盐铁官署，严禁私生活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北宋对矿课控制较松，但仍实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的矿课为额由百姓购买（扑买），然后，申卖于官，禁止民间私自买卖。这种做法，不只保证了国家收入，也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

这种管制，曾不断有人反对。唐代的经济思想家陆贽觉得，“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④。反对官府垄断山泽之利，叫人们自由经营的思想，有肯定的合理性，但对上面论及的资源则不适用。再如金银等贵金属，假如放纵民营，很多卷入市场，势必冲击社会秩序，导致金融体系紊乱；放松盐铁等大宗商品的管制，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对这种资源，需要加大政府控制。

3、渠道之三是加大行政管理，设立相应机构，兴修水利，保持和改变生态环境，重视农业的生态效应。

据《史记》和《尚书》记载，国内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将来又设立虞部下医生，大司徒等。《周礼》中规定大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况，使之正常繁衍。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法律方法保护生物资源，设置相应官吏。这类机构与官员是法律政策予以推行的载体，唐代河西走廊所以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的盛世局面，正是这类思想的验证。

水是农业的生命, 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兴修水利,改变农业生态,是农业可持续进步的重点。中国在史前，已设立治水官吏——司空；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成为“天府”的富庶源泉；汉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⑥，战胜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难得的是，古人也意识到兴修水利带来的负效应。由于很难考虑环境制约，很多内陆河流愈加细，流量愈加少，干旱风沙肆虐。据《五凉全志》记载，“移丘开荒者，浴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然而，人类已历程了多次从大乱到大治而后有大乱的循环，不少有实质意义的治理思想未及推行便在荒原饿殍中湮没，古人又花大力沉迷土地兼并，终于将成倍增长的生态赤字留给了后人。

4、渠道之四是打造可持续性环境伦理道德观，而这势必是个漫长的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人类赖以存活的根本条件，一直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奴隶社会时便认识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与“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焉”。此类思想，前文已有例证，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行政方法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迄今，生态环境退化浪潮汹涌，就是由于几乎大多数人未形成与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这种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核心就是尊重自然，把人类真的融入自然之中，把享受自然和生活的权力平等地分给当代人与后代人。



“请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中国古时候可持续进步思想不只打造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上，也打造在淳朴的民风之上。 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中讲道：“所有保护环境的倡导，浅层的依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的存活与延续，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进步，深层的依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的理解。”然而，在产品经济浪潮中，一种产品一旦发现其用价值，大家总是蜂拥而上，到了现在，对自然的掠夺已形成巨大惯性，屡刹不止。玛雅文明的覆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坍塌，都是生态破坏的牺牲品。回顾大家世代演绎着的“天人合一”的持续进步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构筑将来，或许严峻的现实正慢慢唤醒了人类的良知，但，可持续进步依旧任重而道远。



注解：

①《诗经·鲁颂》（《诗经》于夯译著）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②《论语·述而》

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④《陆宣公奏议全集》卷3 《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⑤《资治通鉴》卷216

⑥《史记·河渠书》卷29



参考文献：

1、《微观经济学》 朱善利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十月版

2、《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56年1月版

3、《可持续进步经济学》 洪银兴 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十月版

4、《人类文明的原动力——科技进步与经济进步》

李京文著陕西人教社 1997年12月版

5、《中国持续进步策略》 毛文水李世涛著 中国科技出版社 1994年3月版